文/刘明钢欧维策略
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党的胜利而胜利。
中共隐蔽战线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布局与具体指挥的，是其最得力的助手。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到1947年3月，董必武与周恩来一起战斗在武汉、重庆、南京等地，主管统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工作。当周恩来离任返回延安，南方局就由董必武主持。他安插得力人员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的核心机要部门及其负责人身边，建立起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斩获颇多，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中共隐蔽战线著名的“后三杰”，即陈忠经、与申健，都是受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谍报人员。其中，熊向晖被誉为“后三杰”之首。
1936年，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他参加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于他表现积极，很快成为民先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同年12月，被秘密吸收入党。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和北平、天津的其他大学疏散到湖南长沙，年底，在长沙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让蒋南翔推荐一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蒋南翔推荐了熊向晖。
1937年12月底，服务团来到武昌。31日，服务团被告知等候胡宗南的“传见”，实际就是“面试”。果然，符合条件并有所准备的熊向晖被胡宗南看中了。
当天夜里，熊向晖就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周恩来和蒋南翔都不在，董必武接待了他。当得知熊向晖已获得胡宗南的好感，董必武十分高兴。
对于熊向晖今后的工作安排，董必武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要求熊向晖注意克服自身的急躁、骄傲的毛病，甘守寂寞，做一颗“闲棋冷子”，并让熊向晖记住三点：一是不要急于找党，不要离开胡宗南的部队。二是要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也要忍耐。三是在国民党内，要宁亢勿卑，但不宜过亢。最后，董必武送熊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传达的周恩来的意见，实际上也是董老自己的看法。这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对于熊向晖长期潜伏与情报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8年，董必武在重庆。
不出所料，不久，熊向晖就担任胡宗南的秘书，得到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熊向晖具备了谍报人员的最重要、最有利条件。
再说陈忠经，江苏仪征人，1916年生，1934年考入北大经济系。与熊向晖一样，也是因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受到胡宗南的信任。从战云密布的长沙来到秦腔雄起的凤翔，陈忠经与胡“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上三青团首任西京市分团书记。
1939年秋，陈忠经在重庆见到董必武。董必武与之谈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关于这次特殊的见面，陈忠经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他回忆道：“到了重庆，董老跟我长谈。我有些患得患失，想要撤离西安，他却斩钉截铁，对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回去！’董老的湖北口音很重，最后那个‘去’，说得特别坚决。我到现在，都没忘记。我这一辈子，就是记住了这一句话，特别是最后那一个‘回去’。”
按照董必武的指示，陈忠经返回西安，仍然受到胡宗南的器重，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新秦日报社董事长。他与熊向晖、申健组成三人小组，实行单线联系，先后由吴德峰、罗青长、曾三、王中等人领导。
◆1983年7月在北京合影，后排右四为陈忠经，右二为熊向晖。
抗战初期阶段，胡宗南抗日尚积极，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加剧，三人小组也活跃起来。他们搜集了大量情报资料，有西安各党政军民机关调查详表、防止异党活动方案、胡宗南特务系统概况、电报密码、蒋胡的战略动向、胡宗南军队的战斗序列、编制、番号、主官姓名、装备、人数、驻地、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等，其中有两份情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一次是1943年，熊向晖获取了国民党第八战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当时，延安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情况万分紧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胡宗南进攻边区的企图与计划。
本来胡宗南是要 “攻其不备”，“闪击”延安，没想到，进攻计划被公之于众，无“奇”可言，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落空，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于无形之中。
另一次是在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向延安发起进攻，熊向晖及时上报了敌人的计划。党中央知己知彼。由此，毛泽东才敢于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军队周旋；由此，西北解放军才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处的连战连捷。
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情报部对西安情报系统的工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情报对中央工作有很大帮助，称赞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全国的模范，还说：“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二
沈安娜也是董必武安插在国民党心脏的谍报人员欧维策略。
沈安娜原名沈婉，毕业于上海炳勋速记学校，后被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录用为速记员，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董必武。
董必武热情接待了沈安娜，对她说：“你过去做过情报工作，又有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关系，现在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利用这层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沈安娜
然而，沈安娜更想去延安，急切盼望离开乌烟瘴气的国民党机关。于是，董必武苦口婆心开导道：“你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远着想。党需要长期潜伏，你就要坚守岗位。”
沈安娜还不死心，恳求道：“能不能让我去延安学习一年？就一年。”
董必武说：“一天也不行。你只要去了延安，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可能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了！”
沈安娜听从了党的安排，从此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
1938年，沈安娜利用关系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她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利用当速记员的机会，沈安娜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并及时送给地下党组织，其中包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草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原件；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反共清党文件等，这些重要的情报，为我党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席台右侧第二个人正在做着记录，这个人正是沈安娜。
1946年1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沈安娜将国民党“党团会”商定的谈判方案，通过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丈夫华明之送出，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从而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在解放战争时期，沈安娜从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取和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通过华明之交给党组织。
沈安娜在蒋介石身边“卧底”长达11年之久，从未暴露过。
沈安娜夫妇的情报工作，受到周恩来等人的表扬，被人们称为是“按住国民党脉搏的人”。 1979年12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时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了。”
三
被人们称为“红色作战厅厅长”的，也是董必武联络的情报人员。郭汝瑰，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5期毕业，1929年入中共，1930年，由其堂兄郭汝栋安排去日本留学，与中共失去联系。从日本回国后，郭汝瑰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而后，郭汝瑰进了陈诚的十八军。“八一三”淞沪抗战，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战成名。郭汝瑰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郭汝瑰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在直接掌管部队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后，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这样谎报人数吃空缺，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骗补给。
◆郭汝瑰
1943年，郭汝瑰奉调从前线返回战时陪都重庆，所接触的达官显贵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与前线将士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形成强烈的反差。残酷现实不能不引起这位爱国将领的疑惑——国民政府能否领导抗战?蒋介石是否真正救国救民? 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不满，成了郭汝瑰寻找中共党组织的直接动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并经任逖猷介绍，重新见到了任廉儒。当时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5年之后，郭汝瑰终于找到地下党，激动不已。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两次与董必武会见，并提出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达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任廉儒还告知，今后他与郭汝瑰单线联系。
郭汝瑰表示：“只要党能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
郭汝瑰利用职务之便，把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核心机密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地下党，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这些情报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汝瑰输送的军事情报，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今，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还展出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三份情报。泛旧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地下情报工作的危险与艰辛。该馆有一个区域专门展览郭汝瑰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后来，台湾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四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记载：（1946年）11月6日，在上海停留期间，（董必武）与桂系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白崇禧公馆谈话。
韩练成何许人也？董必武为何与之谈话？
韩练成绝非等闲之辈。在中原大战中，他曾营救蒋介石于危难之中，因此深受赏识、提携，被蒋介石钦点列入黄埔系，号称“赏穿黄马褂的人”；先后任师长、军长、“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等显赫要职。然而，信仰使然，他始终在黑暗中徘徊、探索，最终与董必武、周恩来取得联系，成为我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
◆韩练成(左)1945年留影。
1946年10月，韩练成列席了国民党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了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以及美蒋之间关系等等重要战略情报。同年年底，韩练成率领的整编第四十六师被调至山东莱芜一线。为了获得共产党的指示，他于11月到达南京，设法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告诉韩：“董老正在上海，你立即到上海找董老请示行动方针。”于是，韩练成专程赶到上海，秘密将南京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接到白崇禧公馆，称与客人商谈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为其望风。
在两人的谈话中，韩练成首先将全部情报交给董必武。
董必武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蒋介石已经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新的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指示。董必武最后叮嘱，一定掌握好部队，视机会配合解放军行动，并交待与华东野战军联系的办法。8日，董必武电告陈毅、张云逸、黎玉：“韩练成已从华南调山东，不愿内战，请派人与之联系。”
◆董必武年谱。
很快，华东野战军就与韩练成接上了关系。陈毅还派得力干部化装潜入韩部，作为秘密联络人。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线展开攻势，企图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韩部整编第四十六师刚换上美式装备，是北线李仙洲集团的王牌军之一。华东野战军决定在运动战中诱歼李仙洲集团于莱芜一带，并希望韩练成做内应。
当开战之初，韩练成本打算率部起义，但情况有变，他无法操控部队阵前倒戈，于是只好实施预先与华东野战军方面约定的“第二方案”。在关键时刻，韩练成率领12名亲信突然离开指挥岗位，使第四十六师群龙无首，陷入混乱，士兵四散奔逃，从而导致国民党军全线动摇。华野的几个纵队抓住战机，迅速出击，不到两小时，将国民党的几万大军歼灭殆尽，李仙洲、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全部被俘。这就是当年震动南京朝野的莱芜战役。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的王耀武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骂道：“5万人，不知不觉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陈毅后来高度评价了韩练成的贡献，并说：“莱芜战役第一功，应是恩来同志和董老。”朱德赞扬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称赞韩练成，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国民党党史专家则称韩练成为“导致神州陆沉的军事共谍”。
以上只是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特别是情报工作的部分事例，但由此可以窥见董必武的大智大勇与深谋远虑。
董必武给人印象是位忠厚长者，党内尊称“董老”，实际上却是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现代谍报大师。有学者指出：董必武不是将军，但他是将将之人。董必武未带过兵，但他麾下的几名超级间谍，个个抵得上十万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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